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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关系网”、“关系案”

来源:   发布时间: 2014年03月27日

  “关系”一直被国人所热衷,有人好办事,上学、就业、经商……,找熟人、托关系似乎成为一种定式,打官司也不例外,“官司一进门、两边都托人”,法官办案不时被“关系”困扰,作为一名生于斯、长于斯、工作于斯的“土法官”,我也不时被关系所“网”,记得在2009年秋,我用“关系网”办了一起“关系案”,回想起来,感觉挺“爽”。

  那时,我担任滨北法庭庭长,时间是9月26日,虽已入秋,太阳仍然“火辣辣”,秋收、麦种是当下农村“重中之重”,很少有人起诉打官司,一些案件也暂时“休眠”。下午,我坐在法庭综合服务室,看着报纸,享受着少有的清静。

  “看看法院能不能管”,一阵吵嚷声打破了宁静。我隔窗望去,十多个衣服“土迹斑斑”的乡亲正在停放自行车。他们一个个怒容满面,一起走进综合服务室,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起经过——他们来自同一村,八个家庭,要告的也是同村村民单某。上年,单某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玉米种,长的不错,收成也好于别的品种。今年麦收后,单某向村民兜售玉米种,说自己的品种叫520D,产量过千。本来已经通过农业部门订购了直补直销玉米种子的村民,听了单某的“宣传”,加上自己的“亲眼目睹”,同时考虑到“乡亲关系”,便退掉了订购的种子,改种2-4D。可是,玉米发芽后,他们感觉不对劲,玉米幼株长势不一,大部分叶紫、苗弱,带着满腹疑问,他们找到单某,“没问题,去年就是这样”,单某的话让他们感到一丝安慰。可到了九月,玉米长相让他们傻了眼,大半成玉米棒上根本没有粒,剩下的也没有多少。他们再也坐不住了,纷纷找到单某,单某开始还答应解决,但后来干脆不认账。他们找到工商部门,要求追究单某销售假种子的责任,但因单某未办理营业执照,工商部门说无法处罚。他们找到司法所,司法所找来单某进行调解,可单某不仅拒绝调解,还放出话来,“我外甥是律师,法院有‘关系’,打官司你们也打不赢”,司法所只好建议他们到法庭起诉。

  听完诉说,多年的基层工作让我感觉到,案子不好办:诉状没有好办,可以指导他们写,没有证据是最大的难题,按照规定拿不出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,可乡亲们认死理,虽然案件标的额不大,总数最多只有五六万,可对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决不是一个小数字,他们明明受到了损失,判他们败诉可能导致上访。即使他们胜诉,被告同样是农民,他能不能承受这样重的责任?无论执行是否到位,双方肯定结下冤恨,埋下矛盾隐患甚至引发冲突…;秋收秋种在即,按照程序不仅要对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关系进行调查,还要通过鉴定评估确定减产是否是因为种子有问题、减产多少、损失多少,鉴定费用是一方面,不及时鉴定,玉米收割后难以鉴定,若组织鉴定评估,则可能因鉴定耗费时间影响了秋种,损失会进一步扩大,矛盾更难以调和。怎么办?人民法官维护公平正义、促进社会和谐的神圣使命告诉我,案子不仅要办,还要办好,并且要打破常规,特事特办。指导他们写好诉状,联系立案庭尽快审批,原告没带钱,经电话请示领导准予缓交诉讼费用。案情紧急,我直接承办。

  为争取时间,立案后我直接拨通了被告的电话。单某在电话里承认自己是卖给了庄乡玉米种,但不认为种子质量存在问题,减产是因为管理不当、天气原因和病虫害,自己亲戚是律师,不怕打官司。争议焦点已经明确,主要是要查清减产的原因,如种子质量确实存在问题,说服被告争取原告谅解促成和解是关键。种子质量有没有问题,需要进行专门鉴定,但按照鉴定程序,需要原告写出鉴定申请,由法庭将其申请转院鉴定中心,然后由鉴定中心通知原被告双方协商确定鉴定机构,之后再委托相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,中间环节如果不紧凑,秋收已过,还可能延误鉴定时机,减产原因不明案件则无法裁判。要确保案件公正审理,只有打破常规。于是我在电话中征求被告意见,然而此时的被告可能是早有准备,称法庭按程序办理,不同意配合。我忽然想到,被告的外甥,说不定我也认识,通过律师这一层“关系”可能能够做通被告的工作。于是在电话谈到当事人有委托代理人的权利,设法让被告说出他外甥的姓名。原来,他的外甥王某并不是律师,但学过法律,现在某机关任职,碰巧的是王某是我高中的同学。我拨通了同学的电话,说明了有关情况,希望他做被告的工作配合进行现场鉴定,如果不是种子的问题可以还被告清白,如果有问题最好协商解决,否则被告在村里也难以立足。同学接受了我的意见,并做通了被告的工作。为使鉴定尽快进行,我又“利用了”另一个关系,我进法院前就在区农业局工作,以前的同事大部分都是业务骨干,在农村也有一定影响力。于是我联系农业局的领导和同事,希望尽快到现场进行鉴定。老同事毕竟是老同事,很给“面子”,他们同意随时配合我们工作。事不宜迟,当天下午,我便组织双方进行鉴定,并联系了办事处司法所、农技站现场见证。经过现场鉴定,初步确定原告所用种子是杂交二代,属于“假种子”,是导致减产的主要原因,病虫害较往年偏重也是原因之一,具体损失则需要逐块评估,也需要很长时间。鉴定结束,已是夜幕初上。

  原因已明确,为不耽误农时,我通知双方第二天上午到庭调解。到庭后,被告向我诉说了自己的苦衷:自己去年从东北邮购了40斤“520D”玉米种,产量确实比其它种子高出不少,于是今年又买了600斤,本想再包上几十亩地种,可是地没包成,种子却成了负担;把种子卖给庄乡并没有恶意,没成想会这样,自己也是受害者;自己家庭也不富裕,老伴患有糖尿病需要治疗导致生活拮据,拿不出这么多钱,再说原告诉称的地块是否种了他提供的种子也不好说,只同意赔偿种子款。调解时,双方情绪都非常激动,见面后就发生了争吵。我决定分头做工作。向原告讲法律,指出他们虽然应当得到赔偿,但他们不到国家指定的种子站购买粮种,自身也有一定责任;讲事实,科学分析减产原因,种子质量原因是一方面,自然灾害也是原因之一,如要精确数额,需要进行鉴定,不但费时费力,还会造成额外支出;讲和谐,要考虑双方的“特殊关系”,乡里乡亲要互谅互让,着眼长远,如果让被告赔偿全损失,被告的家庭很可能就此“垮掉”,被告也有可能“论堆卖块”,抵制执行,双方“关系”也会因此恶化。向被告指出,在未取得合法资质的情况下,出售来源不明的种子,不但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,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。不要存在侥幸心理,争取原告谅解、积极赔偿损失才是正确的态度。经过6个小时连续不断地工作,双方终于达成和解:被告承认自己做法欠妥,向原告赔礼道歉;原告谅解被告,同意按每亩200元进行赔偿,放弃其他赔偿请求。调解结束后,我婉拒了原告的邀请,在法庭餐厅里一人独自用餐,但那顿饭特别香。

  在我的督促下,被告分三次交齐了赔偿款。原告送来了绣有“一心为民快办案,和谐司法谱华章”的锦旗表示感谢:“以前总觉得打官司很难、很麻烦,没想到这么快,几个月的烦恼不到两天就解决了。感谢法官,为了我们的事,动用了那么多个人‘关系’”。被告也心存感激:“幸亏商量下,不然双方‘关系’很难处,以后在村里日子也过不肃静。”

  结案后,中院宋文明院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:“滨城区法院这种‘着眼和谐,能动司法,快速办案,案结事了’的做法很好,联想到一些地方由于案件超审限引发当事人上访,更体现了他们‘为大局服务,为人民司法’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。”

  后来,我调整到研究室工作。一年夏天,被告单某提着一纺织袋西瓜送到我的办公室。看着西瓜,一种被认可的激动涌上心头:只要我们心里装着群众,真心实意为他们着想,帮助他们排忧解难,群众就会认同我们,不会忘了我们。袋子里装的不仅仅是西瓜,还有群众对人民法院“司法为民”的礼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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